令其起义目的的纯度大打折扣

2018-01-01 12:47

按照马列主义唯物史观,人民群众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。当然,如果只是把“创造”二字简单理解为从“无”到“有”的直线过程,未免会陷入偏颇和狭隘的“历史观”中。事实上,历史的创造同时包括无数王朝的“倾覆”和“重构”,都由普通人来完成。旧王朝被推翻,新王朝顺势交棒接力,后朝往往就在前朝大厦垮塌的遗迹上重起炉灶,并无新鲜模样。这就像当代中国农民,涌入北京、上海等城市后,不仅作为建设者参与到新楼的修建过程中,强拆工地上挥舞铁锤的人群中,也常见他们的身影。那么,按照顾伯冲在《倾覆与重构: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》中的观点,他讲究须从“人的立场”去看发起农民起义的那些“泥腿杆子”,人作为第一要素,是“历史”这栋楼的设计者、建造者、使用者、甚至是破坏者——楼起,抑或楼塌,命运前程始终为“人”所掌控——人的情感、价值观、智力、秉性、恶习等皆对历史的走势产生巨大影响。人为何热衷于造楼,又热心将其拆毁,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,便可突破所谓历史研究宏观和微观视野的圈囿,另辟出以“人的立场”为基准线的文明史观。如此,历史仍然是个小姑娘,却不任人打扮,而是时而玲珑有致,时而血肉模糊,总之,是“人化”的事件的复合体。

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代表作《桃花扇》中的这段唱词常被后人引用,楼起楼塌,要么影射见不得别人好的酸葡萄心态,要么表现将世事看透后的大彻大悟。风水轮流转,花无百日红,岂止是东方禅学中讲究大道轮回的深理?其实,西方人也有一个摩天大楼定律:摩天大楼建成之时,就是危机开始之日,随时存留着倒塌的危险性和可能性。

从正面来看,任何社会制度的制定或设计,皆以“人”为管束、服务对象,从反面来看,作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和主体,人民群众既主导社会革命,还发起社会改革。社会革命、社会改革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,从本质上来说,“矛盾”就是社会生产过程中,人与人之间缔结的以生产资料的占有,生产成果的分配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甚至社会关系出现的摩擦、对抗甚至决裂状态。并不是自发的调节,而是这种“矛盾”积攒到一种程度后,人的集体性爆发。

“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,秦淮水榭花开早,谁知道容易冰消!眼看他起朱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!这青苔碧瓦堆,俺曾睡风流觉,将五十年兴亡看饱。那乌衣巷不姓王,莫愁湖鬼夜哭,凤凰台栖枭鸟。残山梦最真,旧境丢难掉,不信这舆图换稿!诌一套《哀江南》,放悲声唱到老。”

以“楼”为喻体,大抵可以映射历史各朝各代,社会各方各面,甚至个人各时各期盛败兴衰的发展“铁律”,实在精妙不过。造楼,从工程学来讲,须讲究建材的精良,设计的妙思,修筑的手艺,工程的质量……凡此诸种关键要素,缺一不可。一砖一瓦,皆讲究用心。所谓高楼平地起,“基础”打得是否牢靠,将决定整座楼存留的时间长短,安全牢靠与否。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国,到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,中国封建社会就像一座参天大厦,风雨飘摇中,苟延残喘了几千年,虽然屡屡遭致内部腐化、外敌入侵等内外交困的强力破坏,屡经楼塌又楼起的轮回,却始终呈现出百足之虫般的顽强生命力。

“百姓嗷嗷苦横征,庙堂谁复问苍生”。我们常常以为能创造历史,却不幸被历史左右命运,受其迫害;我们常常以为能参与历史,却总是成为看客。历史的更迭貌似陷入“其兴也浡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政治周期循环率,其实,起关键作用的终究不是天意和命运,而是一代一代的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本身。就中国的农民起义者们来说,他们一方面以血肉之躯间歇性地斩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,却没有伤筋动骨,一方面又化为黏合剂,把被他们的矛枪戳破撕碎的这具腐朽之躯重新粘接起来。无论是破坏者,还是重建者,他们总是试图改造历史,反过来却最终被历史所讨伐和遗弃。

著名学者金观涛、刘青峰的“社会超稳定结构”学说从系统论和功能论的角度出发,阐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不时出现动荡,周期性的王朝更迭也不足以化解由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互相耦合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停滞性。古代农民起义再气壮山河,也只能视为周期性震荡,并无伤及封建体制的筋骨,中国封建社会这个“超稳定结构”具有的免疫系统、自我修复功能,均令其展现出巨大的保守性和恒久性。当然,这种社会结构也是脆性的,即经济、政治、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偏离,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瓦解,造成贫民为了生存而纷纷起义造反。因此,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,不得不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系统进行负反馈调节,消除各子系统对适应态的偏离,便对社会实行了全面“强控制”,加强对人身关系的盘剥和监控。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固化和呆板,另一方面给官民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和引爆埋下了导火索。特别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(官僚和利益集团)在王朝鼎盛时期为满足其贪欲而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盘剥,愈发会加重并激发社会结构中隐藏的矛盾,甚至导致任何试图拯救王朝的“变革”反而会加剧社会危机,使崩溃之日提早到来。因此,作为另一种调节机制的农民起义,便要发挥着剑与火的作用,竭尽全力斩破长期束缚和压榨他们的宗法一体化机构。

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、规模之大、作用之强,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。当然,农民起义的发生大大消除了社会结构互不适应的因素,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自我修复并重新统一,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,“无破坏即无新建设,大致是的;但有破坏却未必有新建设”,中国封建王朝具有“死而又育”的机制,即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旧王朝,可新建王朝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,从政治理念和手段上来看,并没有出现创新,难逃被下一代的农民所推翻的命运,也就是说,夺取胜利果实后的农民起义军逐渐演变成了他们起初反对的那种人,从“反对党”沦为“被反对党”,从“终结者”到“被终结者”,这条颠扑不破的演变规律是值得深思的。

本书以史籍记载为基础,借鉴社会学、社会心理学、政治学、宗教学和军事学等学科,从背景、类型、原因、特点、结果、是非、防变,以及中西方差异等方面,对中国式农民起义进行探究,并剥去曾经贴在这些古代农民暴动和群体性事件身上的标签,从人的立场上进行全方位、多角度的分析、阐释。从而,为人们对历史上或波澜壮阔,或昙花一现的农民起义进行再认识,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又新颖的视角。本书文笔清新、流畅,叙述方式独到,寓思想性于趣味性之中,使读者在披阅中国式农民起义这个“沉重的老话题”时,富有一种轻松、愉悦的享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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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这样一群官逼民反,不得不反的造反者,哪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,坐上权力宝座,却是换汤不换药,常常暴露出诸多人性的局限和弱点。不过是同一个人,钻到了不同的戏服里,纵然妆扮乔装,可演着演着,仍难免露馅。从他们造反的初衷来说,除了挣脱死的威胁,其对富阔、权力、女色的向往,令其起义目的的纯度大打折扣。起义者对于生灵的涂炭,对于文明的毁灭令人心寒……总之,人性中的种种“恶”和“野”经由战争的推手,被无穷放大,无论是起义领袖还是普通参与者,他们无不集体表现出狂热、糟乱、粗暴、自私、见好就收、一哄而上如此种种劣等的社会人格,他们的加入,不仅没有净化政治风气,反而使得小农意识、草根特性、赌徒性格、窝里斗、目光短浅等民间恶习被带入庙堂,使得中国的官场更加浑浊、混乱。因此,他们本应作为革新者推进时代的进步,却反而滞缓了社会进化的步伐,令早于西方700年进入封建时期的中国却整整晚了400年才从天朝梦靥中摆脱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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